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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克瑶:读魏晓婷长篇小说《伤城》断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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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2-11 09:46:5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ceshi 于 2017-12-11 11:26 编辑

                                                                                              是马赛克,还是二维码
                                                                                                                  ——读魏晓婷长篇小说《伤城》断想
                                                                                                                                             张克瑶

                                                                                                                                       一
      《伤城》,又一部公务员作家创作的长篇小说。作者魏晓婷我不认识,对她的了解仅限于该书封面折页上百余字的作者简介,和作者附在该书后的一篇短文《关于小说》。
       我想她跟陕西许多中青年作家一样,学生时期凭优异的学习成绩成功的高考,告别生养她的乡村进城上学,毕业后靠分配进体制蹲机关。目下不是哪个行政单位的领导,就是个资深职员。用李星先生多年前提出的“农裔城籍”框她也行,拿近年流行的公务员作家说事更为便捷。尽管她在《关于小说》一文中强调,“这部作品不是站在职员角度,是站在一个文学创作者的角度写的”,为了捍卫文学依然神圣,写作依然高贵的理念,做一个中和持重,名副其实的时代风云的记录者,她“必须放弃个人保护思想,哪怕作品被认为触犯了哪方面的敏感神经,被妄加评判或横遭指责也无所畏惧。”我还是将信将疑不愿把时间浪费在没有心灵收获的阅读上。
       不知从何时起,人们对公务员职业过分迷恋,拼命追逐,对公务员写作从学院到民间,评价一直不容乐观。当年,大名鼎鼎的王蒙还在显赫的岗位上,著名文学批评家韩石山在《王蒙:是又怎样》一文中明确表态:“王蒙自当了文化部长后,他的小说我很少看,我不相信一个当今的文化部长能写出怎样的好作品。”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张鸣在他谈及官员写作的短文中广征博引,打历史堆里拽出几位故人发感慨:“诗和能吏很难兼而得之”。我是籍籍无名的文坛老童生,不时在报刊上看到大块文章点赞某个官员写的小说或散文、诗歌集子,逛书城鲜见读者对这类读物围观的场面。
       究其原因,排斥仇官心态,我以为有老大作风的官员,在社会转型期,制度效用不那么确定的环境中不论怎样矫正,在为人民服务,接受人民监督的主业上很难达到卡尔•科恩在《论民主》一书中提出的标准:“经常受到批评应该是民主国家的每个官员的家常便饭,那是一种负担,但应该是管理好政府而必须付出的一部分代价”。客串文学行当,拥有诗意世界,“主权主张”表现出与众不同的“人文关怀”;身份、立场、拘制着文学“型材”的选择,局限着视镜维度,享受不到最大限度的创作自由;进入作品的世故,世态,世俗,世事,用文学评论家常智奇的话“都是被政治浸润化了的”“标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惯用语码,难免思想的傲慢和感受的僵硬。没被滤掉的现实困境与焦虑无法融化,就用文学的可能性在字里行间打上“马赛克”。作品的终极意图要么居高临下直接教诲苍生,要么和文学设下议程,布起秀场对弈;在权力中反对一下权力,在体系中反对一下体系,兜兜转转一圈之后,连反击的本身都会成为对方的俘虏。弈者不过是傀儡。几年前,文章写得佶屈聱牙,疙里疙瘩,“政治激情”蛮大的张颐武教授发表“文牍”长文呼吁,文学作品要为政府行为的合理性、合法性制造形象支撑,以我之愚见此君的意思是文学的“羊头”要挂在政府的摊位上,作家要做好政府行为的辕下驹,这种扈从叫喊看似忠心,实际上是为赝品文学拉皮条,放在没有底气全凭尖叫壮胆的文革时期很合辙,现如今搬出来是对政府的羞辱,对文学的强暴。
       因为,那类为形势服务,不为常态着想的“文牍”文学作品,像含有三聚氰胺的牛奶,我年轻时曾如饥似渴地拜读过。这样的人在文学中捞点余沥,换取仕途的苞苴做“人镜”的也不少。说实话,上了不该上的当,中了不该中的毒,白白耗费了许多青春时光。这类作家各行各业层出不穷,不完全是公务员写作群落。这类作品的指要和涵盖性是盛世幻景,“不可能引发人们对当下生活乃至自身命运的联想和思考”(莫言语),还往往以民族大义,国家号召为由掠取光环,愚弄人民。目下,国家改革进入深水区,各种社会矛盾凸显;政治有政治的智慧,文学有文学的尊严,让文学毫无理由的做政治的红颜知己或豪奴悍仆不合时宜。帮倒忙的事,在共和国的历史上并不鲜见,收益盘算下来都是负数。
       我这样说,并非一味漠视公务员写作群落,我只想说这个群落写作的难度。魏晓婷作为其中一员,她的过人之处在哪里?惊人之笔是什么?《伤城》,是什么神秘的力量不弃城不毁城,硬叫“城”处于一种疼痛的状态?它是地理意义上一座满目苍夷的废城,还是象征人心中通不过的致命窒塞?是社会发展中不可避免的阵痛,还是贪鄙无厌索取后引发的大地呻吟,作者是用陌生化的语言历险和形式探索让人惊羡精神流浪或智性走神的演技,还是表达人的普遍情感,社会问题……赐我《伤城》的鲁旭先生热爱文学,又是我们的坛主;有遏抑不住的地方自豪,我回家收拾桌面,码起畏友季栋梁先生寄来的文集,走进本土作家营造的精神世界——不为观光,只为换换脑筋。
自信过头,自己也会报复自己,不想也不行。观光途中记下的那些笔记等着我,只好整理出来。

                                                                                                                             二
       在这部底色和基调温暖的长篇小说里,没有纯然的好人坏人之分,用目下观念很难确定他们是小节有亏,还是无可救药。如果让我设计该书封面,我根据作品的旨向会画一个变形的圆环,周围布满长长短短、浓浓淡淡的粗杠。这个圆象征个人与团体,家庭与社会,自然状态与环境状况之间的关系。那些横杠代表人。尺寸长着色重的是人,尺寸短着色淡的也是人。他们在这个圆环关系中或轻或重、或明或暗的都受到过伤害,程度不同的在圆环中让情绪发酵,圆就不成其为圆。有的是本性使然,有的是社会暗示,有的是私心一闪念,有的理直气壮纯属娇惯,而且相互纠缠无法割裂,很多人都是君子也是小人,却都有一定的客观原因,乍一看合情合理,几乎看不出极端的恶,无缘的善。《伤城》的作者不是简单的抓拍现实,原生态的录写现实,而是把她感受的现实进行了必要的美学加工和处理后,呈现的具有丰满意义的本质现实。她对人物的易变性不做明示,叫人物互相诠释,让读者参与进来和人物进行交流,判断真假、善恶,这样小说空间与读者空间这两个相异的场域,就有各自不同存在逻辑和理解线路。去深研人物喜怒哀乐背后的曲折幽婉,荡人心魄的心路历程,需拆碎人物进行一一辨析,方能了悟什么是过度的欲望,需要猛烈抨击,什么是人物活下去的支撑,需要热情的点赞。在写作方法上,魏晓婷似乎不在意文学传统的“宏大叙事”、“全景描写”及“史诗情结”。她把故事的地理坐标放在那个叫泰兰的县级市里,把社会上各色人等的生活态度、生存方式、思想感情拢合到一个家庭里,通过婆媳较劲,夫妻关系,姐妹情谊描写人的困境和无奈,成长和觉悟——这是第一条主线,多以夏之妍牵连,所涉人物、事件,用已故著名评论家李健吾的术语叫“凡俗”,是文学描写的安全地带。运用等级秩序,尊卑高下,婚外恋情,官场暗战直面我们这个时代的疼痛和迷茫,荒诞与麻木——这是第二条主线,多以秦奇引领,用流行网络用语叫“摸天”,带有不可预料的冒险性。
       两条线不像《安娜•卡列尼娜》那样泾渭分明,在变奏中交错移植,互相修正;也不像《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那样“凌乱”,一下子找不到人物行为的纹理。作者用很多后现代的切入法隐去线状结构,形成了事实上以人物为“弹点”的弹状结构;按时间空间多头并进,把互相之间缺少紧密关联的人物和事件包容进去,让人物带着性格的差异和不同气质随时入场,出场。细节的密集运用,使想象和言说的对象转化成想象和言说的主体;撩开人物喜与怒,爱与恨的一般表达,直接开掘人物心灵深处的细微情致,阴柔低缓。加之叙述语言的温情亲切,矛盾冲突不是那么雷霆;让不同年龄层次的读者都能找到自己感情投放的射点。值得商榷的是开头对泰兰县变市的背景交代有散文成分。
       叫人为之一震的是,托尔斯泰选择了一个不幸的家庭,米兰•昆德拉写了一群灰色男女,魏晓婷在主要人物的定位上,违背“人居下流,众恶归焉”的便利;她给她出难题,标高度,把焦点对准一个其乐融融的社会主义小康之家——儿子秦奇是副市长,儿媳夏之妍是在职的人民教师,老伴秦老爷子是退休的人民教师,孙女凤儿天资聪颖,惹人疼爱,全家只有秦母没有个鲜亮身份。可谓夫和妇柔,父慈子孝。作者用反思的眼光却要把这个家庭的“男男女女放在万难忍受的境遇里,来试炼他们,不但要剥开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还要拷问出藏在罪恶下真正的洁白”(鲁迅《陀思托夫斯基的事》)。这对公务员作家虽不是写作禁区,也有所忌讳吧!作者在《关于小说》一文中对她的挑战做过说明:“这部小说因网友的交流获得灵感和素材”,我以为此话是正确的态度,也是一种“开脱”,不如不说。说了,跟她的“必须放弃”形成反照,映现出一个犹豫彷徨,欲进又止的性情。而文学作品中,最出彩的形象就是这般性情,魏晓婷具有思想的能力和写出典型人物形象的精神气质。
       像秦母这个人物,她是农民,年轻时在生产队当过妇女干部,放在计划经济时期,她不但不会离开土地,就是她当教师拿工资吃“皇粮”的丈夫退休后也要返回乡井,终老户牖。新时期允许有条件的农民进城,秦母撂下土地,带着“救万命”的观世音菩萨随丈夫搬进城里,依靠家庭的经济条件过上了优于普通市民的生活;她不是“老漂族”,她是“纳福范”。深谙小说艺术的作者,在这里显得相当节制,没有在便于充塞大小事件的结构载体里,为了一个性格的形成不受约束,随意拉长秦母这个人物的历史长度,过分周到和完整的阐述秦母与原来的生活系统完全脱离后在新环境又难以适应的过程;用老有所依,老有所养没有后顾之忧,在儿子儿媳主导的家庭里仍有“权威感”来刻意迎合时代风格。这种不按照国家意识形态规定选择事实,跟冯积岐先生“有什么体验就写什么”的创作理念完全契合,和很多写手有很大的区别。
       秦母身上既有根深蒂固的老观念,又有小市民精于算计的小聪明,她是一个城乡混合体。按村意盎然的农民写,她进了城,按俗艳俗艳的小市民写,又完全未被同化。作者对这类人物观察不细,研究不深,在写的过程中又缺少表现这一性格的典型细节,这个形象就会走样,落下移植,虚假的硬疣。在这方面我举一个大家都不那么陌生的例子,贾平凹先生在他的《土门》里,写了个叫梅梅的农村姑娘,从乡下到城里做生意专门收购明清时期的旧家具。这个明显的失误不是农村人不能进城做生意,而是贾先生没有交代梅梅从事这个专业性强的行当的知识来源。为此,贾先生曾遭到过文学批评家李建军的严厉指斥。
       魏晓婷写秦母开口小,开掘深,她只拽住秦母的一个愿望写,展示农民与市民的距离。这个愿望既有冒险,侥幸的觉悟,又有怕家庭失和的意识,秦母还是拗不过她想再有个孙子的愿望。儿媳夏之妍出于知识女性的自尊,出于对现实的考量和对家庭的负责,满足不了秦母的愿望她生气;儿子秦奇跟别的女人叶蓉蓉生下孩子,而且是她梦寐以求的孙娃。秦母虽然胆怯儿子在儿媳那不好交代,害怕儿子犯事丢掉乌纱帽,还是管不住自己的以走亲戚为名,去青城的出租屋照顾叶蓉蓉和孙子。她对孙子疼爱有加,对生了孙子的叶蓉蓉则充满了怨气。作者围绕“怨”刻画人物,符合她提供的人物身份和性格特质。主要表现在饮食方面,和叶蓉蓉当着秦母的面主动和秦奇亲密的样子。我们知道,秦母是农民出身,过惯了苦日子,她在饮食上的节俭是惯性使然,只是看错了地方。在家里,她有时骂丈夫的轻抚都是耍流氓,怎么能看得惯这个名不正行不端的女人在儿子面前耍轻俏。如果这是错误,也是可以谅解的错误。至少她没有恶从胆边生,脸上笑呵呵的,在心里诅咒叶蓉蓉这个和睦家庭的侵略者赶快下阿鼻地狱。
       当夏之妍从天而降出现在出租屋时,秦母这个每天一大早去康明堂大药房滴不花钱的康明眼药水的聪明市民一下子变成六神无主的蹩脚演员,农妇的朴实只能让她实话实说:“出下这黏牙的事了。”她用她的聪明连逼带哄劝叶蓉蓉留下孩子;秦家出一份嫁妆,让叶蓉蓉趁年轻赶紧嫁出去遭拒后,她在心里对叶蓉蓉还是怨气,只是上升成悻悻然的“心骂”:“卖×的”、“不撒泡尿照照自己啥样子”!秦老爷子知道秦奇和叶蓉蓉婚外生子后,拿出十万元积蓄帮儿子“擦屁股”,不考虑叶蓉蓉的感受。一句“我们叫钱吃亏,不叫人吃亏”,入木三分地刻画出这个着墨不多的人物形象,达到了“宁让我负天下人,不让天下人负我”的艺术效果。没文化的秦母声称叶蓉蓉是黄鳝,不是“龙”,表里如一读者能谅解,因为她是普通人,说话、办事虽然转移道德责任,摆移是非标准,但总要为对方着想一下。秦老爷子毫不掩饰的“知法犯法”,明目张胆的摈弃道德责任,让人对这个有教养标志,没有德行实绩的人很难产生好感,他平时的嘉言懿行都很可疑。因为他是知识分子,是我们这个社会精英群中的活跃分子,占有的各种资源远远大于普通人,做到言行和身份相符是起码标准,我们掐紧他们为人的尺度是合理的。他缺少自责,对待问题不推己及人的思考;一向以自己的圈子为天下第一;儿子的婚外情败露后扛着老脸上夏家的门去道歉能领受夏之琳的嘲弄,绝不为大学毕业,在起点上被剥夺了机会,被放逐到体制之外的 “失足”“草寇”叶蓉蓉的不幸而不安,说句诚笃的话;好像只有别人欠他的,没有他欠别人的,这类人只有多占一步,才谈得上让别人让步。由此可见,一个细节,一句个性鲜明的话是多么重要,它能凸显人物的某种品质与德性,它被作者抓住了,并恰切的用在了地方上,让一个看不出狂傲颜色,规行矩步,恂恂然如君子,到了谦光自抑境界的老人,转脸变成不知自尊的乡愿。
       我写到此处,需要说明的是这些人物尽管被写得活灵活现,他们不是《伤城》的主要人物,与《伤城》的完美有关系,不是携带作者思想锋芒,决定小说品味的主人公。有这个承载能力的,在女性方面夏之妍当属首选。

                                                                                                                           三
        魏晓婷笔下的夏之妍,对待婚姻,对于爱始终有一颗少女心,执着得就像不曾受到过伤害一样。我在阅读《伤城》的时候几乎被这个美丽,善良,贤淑,热情,愉快,浪漫的多血质人物忽悠。在这方面作者不像张洁,把对什么都不屑一顾的情绪洒在作品的字里行间,处处设伏,时时提醒;也不像迟子建,很想松弛下来,欢快起来,还是收刹不住将忧郁的云翳布满她小说世界的天空,给人一个明白的暗示。魏晓婷描写夏之妍,好像对待一个知心闺友。她写夏之妍自尊,出差途中发现自己意外怀孕,怀疑是丈夫秦奇事先使的坏,她不能忍受这强加的意志,不与家庭任何成员商量,甚至不打一声招呼,叫上姐姐夏之琳陪她去医院做了人流。面对秦母的孙子情结,夏之妍非常理智:“咱和人家不一样,可能你儿子要掉乌纱帽的。”秦奇指责她“侵夫权”时,她讲道理:“你身处要位,别人对你的要求很高,同时也在捕捉你的问题。我这个做妻子的有责任帮助你干干净净做事,理直气壮地做人,懂吗?”秦奇早就懂得“寇准”妻子的良苦用心,谁也不懂他征服一切的雄心。在巨大的生存差距里,面对亲人下岗,在权力面前,自尊脆弱得叫人心疼:“好老公,我就这么一个姐,一定要安排好,我姐不容易啊,这件事办好了,你就是我们家第一大功臣,你想要儿子,我夏之妍书不教了,鸭子下蛋,一步一个,怎么样?呵呵!”
       她写夏之妍有才,在教书育人的同时,根据校园眼镜娃越来越多的现状,写出批评现代教育弊病的论文《关于眼镜娃的成因及未来的思考》发表,获奖;她写夏之妍是个出色的妻子,副市长丈夫是公众人物,她懂得根据不同的场合提前配备怎样的外套、衬衫、领带和鞋袜;她写夏之妍有孝心,从中撮合给父亲找了个亲上加亲的老伴,解决了几家人的后顾之忧;她写夏之妍包容,面对横刀夺爱,毁了她的家庭要登堂入室的叶蓉蓉以德报怨,像师傅教徒弟耳提面命,交代当一个秦家儿媳的重要责任。面对叶蓉蓉的病,还洒下同情泪。总之,夏之妍方方面面做得都很到位,她身上既有传统女性温婉贤良,又有现代职业女性的包容豁达,是社会需要,大众接受的精神偶像,横看成岭,侧看成峰,做道德楷模、励志典型的要件,应有尽有。
       说实话,这样的文学作品,这样的人物形象如果收官在这个层面上,放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如果和“三突出”之类的作品能同时问世,它是振聋发聩的里程碑式作品,她写出了超越阶级属性,体现人间真善美的永恒主题。现如今文学功能从满腔热情的迎合已趋于冷静,回归理性,文学艺术内部也自然分家,有了王蒙说的大众文化和高端文化。我们常常听到,看到弘扬主旋律的重心,用作家莫伸的话,绝大多数让道于拥有世界上最强大政府的最强大宣传机构了。余下的经过艺术加工,整合,转移到受众面大的媒体上了。所谓高端文化,在小说创作方面,以我之见其实是比大众文化多走了几步。它注重人物阳光的一面,也收容阳光下面的阴影。
       像夏之妍这个人物形象,作者如果只展示她阳光的一面,这本书就是大众读物或空心化作品,对作家本人的一生是绝对的亮点。放在同类题材的小说作品中就是个文化口红,不是被混淆就是被淹没。尽管描写美好的生活,美好的人物是社会道德建设的题中之意,努力表达社会正义是对相对立的“非”的鄙视和憎恨,可不少作家对社会道德的滑坡患上了“好人饥渴症”,他们把文学潜移默化的作用当应急的救命丸;纯粹的“社会正义”满足不了读者对万象的观摩,对“意义”的渴望,容易患上审美疲劳症。可喜的是魏晓婷把促成夏之妍完美的桥段做足做丰富后,给人一个质疑,然后笔锋轻轻一转,像加拿大人汤姆•拉赫曼在《我们不完美》一书中展现媒体人的残忍真相,将秦奇家外有家的魔幻现实,温情画面一览无余地展现在夏之妍面前,开启了考量人物涵养的新气象。作为读者我提振精神阅读;夏之妍的内心锐气和力量几乎丧失殆尽,精神系统里的自尊和自卑复杂交织,雄心和疑惑互相纠缠,自强和脆弱对阵操戈……作者掰开,揉碎夏之妍的精神世界,潜入其精神系统之中,用表象温和,实则带有倾向性的文字,端出层层包裹,揭出秘不示人的人性弱点和个体特点,用人物自身的弱点和优势重新诠释霍布斯“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之论,挑战弱者必须屈服于强者,投靠于强者的古理,这是我没有想到的,也是我被忽悠的原因。
       我们发现,面对校园眼镜娃现象能奋笔疾书的夏之妍,面对孰先孰后,孰因孰果的伤害她只能拒绝秦奇的暴力亲热,躲避猥鄙情状,掀起一场两人间的亚战争。在泰兰这个特殊环境里,没有人的保障,权力成为保障个人生活安全的最大权威。她从潜意识里排除了用法制思维和法制方法公开解决问题的“庶民干政”,选择了在两个人内部解决问题,理由非常堂皇:为了双方老人不为儿女之事受累,为了给女儿一个圆满的家。好像觉出了这种解释的苍白,温良的作者对夏之妍这个“闺蜜”变了脸,像剥竹笋一样又揭一层,我们看到夏之妍,秦奇不让两人外任何人知情的协议离婚,老人和孩子只是个借口。夏之妍保住副市长夫人的标签,做起事来会一帆风顺,还处处受人尊敬。蓄住秘密,就是供起自尊。秦奇挽救不了婚姻积极配合,是为了在“这个既开放又保守的社会里”,借正宗的婚姻之壳炫示品德的高尚,巩固现有地位,谋求更大发展。看到这里作为读者我满足了,作者不满足,让夏之妍自己再剥开一层,亮出这种离婚的另一种优势;她还深爱着秦奇,之所以秘密离婚,她怕秦奇婚外生子的事遭到防不胜防的揭发,攻讦。离了婚,秦奇没有了重婚罪名,只要安抚住没有约束力,刚刚咸鱼翻身,随时会反叛的社会人叶蓉蓉不至祸起萧墙。秦奇可以无忧无虑地在为人民服务的康庄大道上高歌猛进,她享受不到婚姻带来的实体,不至于丧失副市长夫人标签带来的至高尊贵和荣耀。在她身上我们发现了作者几乎难以兼具的素质和能力。吊诡的是拥有婚姻主权的叶蓉蓉即使知道她和秦奇领十个结婚证“她也是个地下工作者难见天日,而夏之妍永远都是秦奇正大光明的太太”,她的脑子也频频做进水状,她接受这种现实。她们爱秦奇的情愫和秦母爱儿可谓如出一辙。作者的雕像手段,让我想起《三国演义》中著名章节“许攸问军粮”。有所不同的是“问军粮”在许攸、曹操之间。这里的协议离婚“问”了好几个人。我们看到,古老的世界观内部就包含着道德责任的豁免,难怪米兰.昆德拉站在地球的另一个支点上悲叹:“在这个世界上一切都预先被谅解了,一切也就卑鄙的许可了。”
      在这里,夏之妍和秦奇,叶蓉蓉和秦奇之间的关系如同“窝子买卖”,纯粹到只为服务于更富裕、更有生产力的家庭结构,加固《金瓶梅》中所说的“泼天大福”。公仆意识沉沦,公仆活力在两个女人、两个家中发挥作用,知识分子的担当和责任,只能安全地指向抽象的群体“济世”,不敢瞄准自身的痞块化疗。三个一肚子委屈的人找到了他们的“合理生活”,不约而同暗通款曲 ,坚守一种状态,保守一个秘密,建立起互利共荣的同盟关系和衷共济,在利润至上主义成为全球化意识形态的语境下,泰兰市的官员和知识分子面对得失,把自己变成需要强势做主的鲋人,配合得如此默契,发生猫鼠同床的可耻之事,净化我们社会生态的希望在哪里?良方是什么?
       作者知道高端文学的特质不认可赋予的政治说明,明白什么让人生厌,什么让人不忍卒读,就不像我做质问。她盯着夏之妍性格系统中最具活力的元素,实事求是的继续往下写,我有些不解:夏之妍的文化智能根基再高,有挟山超海、换斗移星的大本领,免不了生物原则的支配,逃不了生物的根性,只能做书里的蠹鱼,只能像堂吉诃德一样拿着扎枪跟风车作战,她是“存在于痛苦中的快乐影子”(雪莱语),她不断地寻找她行为的支点,为的是自己活得更好一些罢了。
       但她没有因为权力的荼毒,标签的实用利己而害人,在痛苦中凭内在的自觉和自愿仍乐此不疲的帮助着别人,有一种这个时代稀缺的利他主义精神维度,并最终摆脱了秦奇的完美控制,放弃了恋人高伟许诺的种种奢侈,走上了一条不靠他力拯救从社会中寻找个人自由,实现个人救赎之路,而社会的成功,不也得从个体身上得到印证吗?明末人王夫之告诫人“求食,求匹偶、求安居”,我们时代的夏之妍给它加上了自尊自强的前提。她虽然够不上成风化人的标杆,不是久久为公的向导;做楷模不可贸然追攀,当榜样难以效法;和女教师兼好友严晓溪“为了一个完整的家”,只要嗜赌的丈夫“不把家里的钱带出去,不把外面的病带回来”的“宽容”相比;和大学毕业不找份工作自食其力,为了取悦成功人士高伟做个“金丝鸟”不惜在自己的肉体上动十六刀搞人造美景的乔珊相比;和叶蓉蓉为了保持和秦奇的暧昧关系,让身份的合理化、稳定性与自我认同变得更实在,不惜教唆哥哥叶大鹏“教训”夏之妍,莽汉却纵火烧了夏之琳的杂货铺的大恶相比;和高伟前妻周晓彤放大了物质能量,在偌大的中国找不到幸福,远走异国寻找奴役的堕落相比……,她是一个有良知,“骨子里冷傲的女人”,是一个“不受嗟来之食”,有道德底线,超越惰性氛围,挣脱欲望绑架,置身于生机勃勃激流中富有进取心的夙慧之人。海明威说:“勇气是在压力下仍然能够表现出的优雅”,夏之妍做到了。一个不因为标签的实用就忘记过程的痛苦,更不因为保持一种名分就模糊了远望视野的人物形象;一个把道德责任和意志自由联系起来的普通人,也可警醒还在沉沦的心灵,救赎滚滚红尘里的孤魂……我们不完美,我们向往完美,追求纯粹,这是魏晓婷创造出的形象,让乏味的世界有了味道。我甚至看见夏之妍闪烁着迷蒙的泪眼在问:真的吗,我的追求竟这么浑浊这么负面?我们说这是人走向文明的老病根,基因里就有,只有不做优质环境被动奴隶的人,只有高尚的人才觉得痛苦。一个人对能力之外的事没有还手之力,有道德的豁免;包容差异性也能显示正能量。

                                                                                                                                     四
       和秦奇保持夫妻名分期间,夏之妍移情初恋情人高伟。这种道德、灵肉、善恶等两极对立结构我们在许多优秀小说中见过,像艾特玛多夫的《查密莉亚》。在我国文学作品中,除过时代更迭观念转变时处于抨击旧政恶俗需要,文学作品才大胆地触及一下,带着时代的“他赋价值”;真正放在正常生活中描写“道德越轨”、“人性毕显”的文学作品在时下汗牛充栋,多属题材雷同,情节狗血,过分煽情经不起推敲的爱情故事,是大众文化平均水平以下的“小学”之术。魏晓婷在《伤城》里对所谓真情照单全收,能求出明德、至善的大学之道吗?
       回答是肯定的。因为作者对五光十色的真情白描含有人物的一切质素,被写滥了的爱情故事在这里找不到纯情的投放器,是离异男女各怀心思的假面舞会,是高伟和夏之妍和秦奇的联通载体,最终显示的是两个男人鬼心鬼脸的大揭秘,自强女性夏之妍实现个人价值的中转站。他把阐述的空间又留给有心的读者,我们在这个三维空间不做位移也能感到辽阔和波澜,引发丰富的联想。
       五代词人牛希济“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高伟跟夏之妍这对当代男女,在大学期间相知相爱,毕业后因工作分配家庭原因,干部子弟高伟留在省城工作,平民的女儿夏之妍则返回原籍泰兰在一所中学教书。高伟的父母让儿子跟门当户对的周晓彤谈情结缘,痴情的高伟拗不过父母的之命,用一份份书信传达他对夏之妍的真情。夏之妍被感动得久了,怀疑这样的真情繁花结不出婚姻之果,经人介绍认识了在地方政府部门工作的小职员秦奇。两人都用真情付出很快结为夫妻。后来因泰兰地下丰厚的资源被发现由县改市,秦奇凭本人实力兼叶蓉蓉投来的意外真情当上了副市长。离婚男人,拥有情妇的高伟作为成功商人来泰兰投资搞开发,知道了夏之妍的主妇位置被第三者叶蓉蓉侵占,她只留下个空壳;也摸查到当年从门卫那儿骗取他书信,断送了他对夏之妍真情空投的人是秦奇。古人爱上一女性,想起她穿的绿罗裙连满世界的青草都爱怜。高伟、夏之妍曾是任情适志的校园诗人,他能不尽力帮助初恋情人摆脱现实的困境?《太平广记》卷二百七十四讲述清明节日,少年崔护路途口渴,去一陌生人家讨水喝,和院内少女那么对视了一下,连句话都没说就产生了浓浓爱意,时刻思念着那个斜倚一棵盛开着桃花树的无名少女。第二年清明日再去会少女,桃花盛开,院门依旧,只是挂了一把无情大锁,崔护在门板上写下了流芳千古的名诗:“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夏之妍打开了婚姻的门锁,在名存实亡的“门”里殚精竭虑地思索着少受伤的突围,重逢比崔护成功又成熟的高伟,爱情的细胞重被激活……。
       在这里,站在道德高地的定会质疑作者:浪漫的外国人,缺文化的中国人发生些苟且之事犹可,有教养的夏之妍有高尚的道德原则制约着她的行为,会发生这种又是朋友又是恋人的混乱关系吗?随之奋舞舌鞭的又挞伐夏之妍缺乏基本道德意识和起码伦理自觉,为人师表者怎么这么不清不白的。作为一个正常女性,不可能活在难忘的记忆和永远的惆怅中,我们不赞成你看破红尘遁入空门,或活在尘世独善其身,我们支持你重新恋爱,开始新生活,可你跟秦奇得彻底分手,这样才是你说的“清白做人,理直气壮做事”。女权主义者会埋怨作者为了写作便利,把女性之弱全栽在一个上相的尤物身上,给秦奇高伟这样的臭男人配上身份的硬件随意蹂躏夏之妍,使她在那样的处境逃不脱她在现实世界的软弱去依附。但她没有在自慰的消耗和率性的堕落中陷入颓唐,将寂寞、压力、愤怒、羞耻等情绪滥用。她有过一夜情,但没有纵欲,她喝过酒,但她不酗酒。“发乎情,止乎礼”的行为超越了本能,回归了理性,体现了人性的高贵和灵魂的尊严。她不揭发秦奇家外另立山寨,婚外生子,告他重婚罪够善良的了,拖住他的后腿骚他的脸,让他在两个女人两个家奔波是不付费的接受高等教育。秦奇欺男霸女想生个儿子,结果养了个跟他没有血缘关系的儿子是老天的惩罚。
       这是这则真情故事最先赐予我的联想。看似合情合理,其实只能坐实故事整体具有活跃的丰富性。我们研究作品,联想是一种动力,但要把一厢情愿的主观情绪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要从作者创造的丰富性中提取出经得起逻辑推理的证据,来考核丰富性是否有发生关联、产生效应的客观性。否则就是我说的看似煽情经不起推敲的“狗血”。这个证据的“原点”就是作者提供的人物个性特质、身份和复杂生活场景。
       从《伤城》的整体布局和人物属性看,高伟是作品里的重要人物,但不是主要人物。他是被“弹”的点,不是“弹点”,他只能在两个弹点之间穿梭。他对丰富夏之妍和秦奇的形象举足轻重,像我前面提到过的“许攸问军粮”,曹操是主角,许攸是配角。许攸只有在问军粮的过程中,曹操通过四次撒谎、四次失败显示出狡诈的个性。许攸才能用一句“休瞒我,粮已尽矣”来显示他的个性特征。如果超出范围,就会混淆人物的主次。具体到高伟这个人物形象身上,他的言行不但要符合他的身份定位和个性特质,还要配合两个主人公在不同时间环境的举止言行,并且要有所“发现”和“深化”,有一样不够出色也是虚假,就像艳丽的塑料花朵,即使诱来蜂群,我们看到的是繁忙的采蜜场景,听到的是动人的采蜜乐声,到头来收不到一滴有用的蜜;读者的联想不是无私有弊就是空穴来风。用一般的理论概念考核《伤城》比较麻烦,运用林兴宅先生的“性格系统”分析比较可靠。林先生认为“性格是一个由各种性格元素,按一定结构方式构成的系统。”放在夏之妍身上就是把她性格中的自尊、自信、敬业、孝心统统晒出,再和她受到“魔幻现实”重创后龟裂的自卑、多虑、利己等元素进行对照,我们发现她不管打着怎样的旗帜被爱、去爱,性格中的自尊、自私相匹配;高伟伸出的橄榄枝中有满足这种匹配的丰富养料,两人发生真情可信。作者所作的一切实质性描写,读者引发的丰富联想就达到了水乳交融的程度。
       这么说是不是意味着夏之妍和高伟的相恋就通向了幸福生活的专列,高伟真的找到了他渴望的能够在精神层面对话的爱人?魏晓婷驾驭自己的能力令人称奇,她写离异男女掺满杂质的丰腴爱情,始终能维持在平和与冷静的氛围中,修辞方式和表达策略显得内敛而隐曲,我们在那闪烁着爱的迷宫里发现夏之妍脱开秦奇给他的政治婚姻后,得到过短暂的精神解脱与有限的任性自由。值得对照的是吉尔斯斯坦人查密莉雅认清“全村头一个好男人”萨特克是她的恶丈夫后,毫不留恋毅然决然的跟着“无亲无故的流浪汉、叫花子”丹尼亚尔私奔了;《查密莉雅》被阿拉贡奉为“世界上最美的爱情故事”。咱们的夏之妍过惯了“被幸福”、“被宠爱”的生活,在精神层面睥睨被幸福,接受查密莉雅个人幸福要靠自己来实现来维持的理念,在生活内容和形式上照搬查密莉雅的行为方式不符合国情,更不符合人物的实情。她在追求个人价值实现的路上被高伟擒拿或主动在被幸福的中转站小憩,是习惯性的隐形回归。情所必然,势所必至。我们从这个矛盾体中看到人性易转变难改变的偏枯性。要发现枯性中的活性因子,催发枯性发出光亮是考验作者本领的疆场。她只用了两个小插曲就深化了好几个人物的形象,同时也彰显出她独特的艺术才华。
        一是高伟跟夏之妍亲密到灵肉胶着状态,要抛弃与他同居了五六年的乔珊。高伟送到法国学习的乔珊去机场,当贵妇人没希望,丢了情人身份,连个性伙伴都做不成的乔珊,沉溺嬖爱不能自拔要委身高伟身边,高伟这个“惟吾德馨”的儒商没被感动,若无其事的用放之四海都是真理的话激励乔珊,女人要得到爱首先要自强,知识是最大资本,他让乔珊去法国好好学习。做惯了金丝鸟的乔珊缠绵悱恻地恳求,她不再奢望什么,只要能留在高伟、夏之妍身边,她愿意做两人的保姆。高伟从其神情的悲戚言辞的恳切中,为他的“金笼子”扼杀了“鸟儿”自由天性,把个比鸟儿高贵的人扭曲成人格萎缩的个体,没有产生出半点儿歉疚和不安,哪怕是恻隐之心轻颤一下;反训斥奴顺、卑怯、脆弱的乔珊“不傻却傻”。这话是好话,也非常切合乔珊这个人。可放在那样的环境,他没有痛苦和道德的自省,给人的是阴森的感觉。李建军说:“爱情的集中含义是牺牲、埋没”;乔珊的牺牲与埋没让我们心痛,却找不出致痛的罪魁。作者没有对受虐狂等事象做过分渲染;她把自己包裹的相当严实,让人物“点评”人物,也没“说明”一下高伟离心力与向心力交织的人生态度和情爱结构;她始终站在人物的立场上,以我之见遵循的是别尔嘉耶夫“个体人格是主体,是主体中的主体”的叙事原则;所以越是无耻、无聊、无节操、无底线的人和事,越是戴着温情的面妆,正义的豪气,亲切的关怀,哲理的指教。在这个小插曲中,乔珊因无望留在高伟身边,出现了深沉的怨怼情绪,在和高伟的有限对话中不经意的,自然地“点评”出高伟虚伪与冷酷的本质,带着深刻的主观情绪;高伟让乔珊不得不离开他的事实反衬了“点评”,主观性就成了无懈可击的客观性。若缺乏反衬性,就使“点评”进入待进区,就是提示读者进入判断的进出口。这是魏晓婷“依自不依他”的独特写作方式。几年前我读过一部小说,主人公繁花是村长,小红充其量算个跟班的。繁花为了巩固她的位子上蹿下跳的拉关系,作者对小红的描写从行动到心灵除忠于繁花没有任何非分之想,越轨之处,换届时却意外的取代了繁花。我一直感到这个意外是作者的缺憾,通过对《伤城》的阅读明白了。小红的“忠于”像高伟的“儒雅”只是个表象;小红取代繁花是从其言行中学来的。作者省去了好多无用的笔墨,令读者浮想联翩。这本小说叫《石榴树上结樱桃》。
       二是秦奇得知昔日情场他手下的“残兵败将”今日在世面上得意,仍被束在局中的牛人高伟跟夏之妍生发旧情,担心喧嚣的绯闻男女和公开的恋情会给一个堂堂的副市长带来道德羞辱,蛮有把握的在酒店“约谈”高伟,带着明显的威胁成分。总是自信十足的高伟一副外不殊俗,内不失正的做派,面对副市长装模作样的优越感毫无惧色,言之凿凿暗讽秦奇过去施损招截书信,劫持了他对夏之妍的爱恋;出于私欲变相的抛弃了夏之妍,已和叶蓉蓉成为事实夫妻还要控制他和夏之妍的爱。驳得占有欲强烈,崇拜征服本能的秦奇也认识到把前妻当妻子地挪用和取舍有些冒失,在正义的谴责中做出被误解又无法解释的委屈。我们看到安放权利的寺舍一旦残损,约谈者和他的约谈就在那么点时间里,被作者用神奇的笔制作成一部长剧的片花朝我们“播放”:约谈者由颐指气使,指点江山的君主,切换成幡然醒悟,良知尚存的君子;良知幻化的侍女在室内给君子捶捶背挠挠痒可以,切换成指拨君子的悍仆与身份不符,君子站在自己的立场据理维护,眨眼间异化成无赖汉子的嘘声恫吓,又瓦解出无良小人畏畏缩缩的告饶……
       眼看这场恋爱要修成正果了,和夏之妍前后两次相恋均主动出击的高伟,借正义的力量击溃了约谈者和他的约谈,报复了曾经的情敌。他却意识到那是秦奇道德上的一时让步,而非身份的坚硬立场,就在意识上主动和约谈者的约谈一一握手言和;酷似屈从,其实是为了给已经现形的权威重新化化妆,他好在助长起来的权威里分杯残羹。作者在“小学”之术里写出了“威”的树立“权”的成长,从中找到了不良社会风气的一个源头。高伟说出言和的过程得不到谅解,可获得良心的安妥,却会暴露出“裹在皮袍里的小我”,影响他的形象和今后的扩张,他把造成恋爱不良后果的球要用力踢射出去,陷对方于不仁;先放口风“两人之间有了传言”观动静,夏之妍始终不渝的按她的生活轨迹迎接每一天,工作、学习、乐于助人……她没有满足一个人愿望的彻底性。高伟略带伤感的把他“又不能印证两人真正关系”的球用脚轻轻拨了出去。作者为了冲淡高伟势利、圆滑、怯懦的犬儒本质,用超然的语言叙事,巧妙地进行事象平衡,开掘出高伟道德上不失潇洒的惋惜感,这也许算“罪恶下真正的洁白”吧!而夏之妍始终没有看透高伟的爱从来是现实风云的观察仪,而不是与之胶柱鼓瑟的定海神针。高伟追求的精神对话兴许有崇高的质素,和做出的结果背道而驰也有无奈的成分,但其“主流”不过是迷眼的东西。夏之妍还以为是自己同情乔珊的善良占据了绝对上风,冰洁了高伟那颗滚烫的爱心,才夭折了这场没有勃谿的爱恋,悲观到“不可能再找到合适的了”,她要变成“一个心灵的独舞者”。我们不知她是为爱负爱后所做的自我惩罚,还是碍于前夫,无法接受高伟摆在眼前的幸福所发出的长叹。
        在这里,假若让夏之妍像乔珊一样投身高伟,还按部就班的追求个人价值就是表面文章,就是告诉读者个人价值实现的要素,崇高感会荡然无存全部流失,魏晓婷别出心裁的安排了个诗意的结局,人物的可信度更大,普遍性也就大。类似的“假若”还有,就是高伟的身份设计是不是趋于理想化,他在几个女人眼里是香饽饽,在社会上还是个牛人,能随随便便使唤红脸局长、钱市长为他的私事效力,作者在努力缩短两人距离,追求品味与身份的对等便于写作。我们不妨设想一下,要是将高伟作“掉价”处理,让他是一个来泰兰的打工汉,写成新“白雪公主下嫁穷小子”也不难。这势必要在夏之妍的同情心上大做文章。只是,作者在作品中,运用好些事件在不同人物身上已经充分展现过,再例示表达,既是写得惊天动地,在内容上也大同小异;而且因为身份的变化,会失去和秦奇“弹点”上人物联系的要素,会割裂全书的结构,《伤城》会沦为普通读物,不可能提供这么多解读维度。
       和夏之妍续旧情经得起邃密的分析和苛刻的推理,能说明高伟这个人物形象完美无缺,挺括饱满就没有一点商榷的余地?我认为雅化的成分还是大了些。在高伟身上发生的事面儿有点广,有点儿顺,缺少悬念,缺少意外。张岱说:“人无癖,不可与之交,因无深情。”高伟的“癖”是温情过剩,我不知魏晓婷的写作出于何意,竟没有点化出他温情、儒雅下面丑陋的混世之道进行谴责、批判。对每个人物的描写总是在美与丑,真与假之间走钢丝,看不出她的态度;读者阅读时透过文字的表面需不断琢磨。这种把自己的立场态度表达得叫人难以琢磨的写法用多年积淀已成定式的创作经验和评论思维来看,作者利用人物关系的复杂多变性和语言的遮蔽性构成文学意义上的马赛克,似是而非,似非而是有放任读者智性“走神”的嫌疑。有人说她在不减损作品美学效果的情况下,适时适度地介入,为一下子看不清人物内心丑俊的普通读者说明一下她的“客观”看法,像约翰•罗斯金所言不是更“能提升善良读者的同情心,或者加重居心叵测者的痛苦程度吗”?但剑桥出身的文艺学硕士,自辛亥革命以后在国民政府任职时间最长的外交部长,被誉为头等人才,当年和鲁迅还是对立营垒的叶公超,在他的学术文章《鲁迅》里肯定其成就时却说,人物的美丑善恶纠结是多方因素所赐,小说家在作品里的任何“说明”是把个人观点和感情诉于读者,就等于是当着客人的面脱自己的袜子,在生活与写作中都是没教养的表现。
      我们读到的不少当代小说,写好人用好事堆砌,写坏人则反之;作者唯恐读者在理解上出现与既定主体思想相悖的偏差,不留一丝游移伸缩的空间,不断地穿插“说明”教化读者,现在再对照《伤城》所呈现的写作方式,我们对作者的“何意”该有所认识了吧?

                                                                                                                                    五
       和我交谈过《伤城》的文友,多次扼腕叹息:在这部充满丰饶生机与挥洒绮丽的小说里,作品立意、结构、人物关系设计颇有大家风范;作者以夏之妍为“弹点”的“凡俗”描写游刃有余,暗合了一代文尊李健吾先生“凡俗即力”的理念。在以秦奇为“弹点”的“摸天”行为中,既然打开了泰兰上层的潘多拉匣子,到了这关键地方没有伸出应有的臂力够它一够,缺少心灵探幽的大家胆识,应验了文学巨匠陈忠实“思想苍白,你玩的花样再多,也不顶啥”的谶语。所谓的“天”,以我之见就是红脸局长、钱市长、罗书记这些人物形象的描写深度。
       文友说作者身在写作,心系组织,她与时俯仰,用具有小说艺术的“马赛克”,要为意象中的泰兰留些脸面,达到双丰收:作为职员,她为社会和谐做出了贡献;作为作家,她也维护了小说的尊严。具体表现在对官员的刻画上,有蜻蜓点水般的点化——酷似鲁迅写孔乙己,把大部分情节放在幕后处理;放弃了大水漫灌式描写——没达到阎真优秀长篇小说《沧浪之水》的阅读快感。这是作者没有把秦奇婚外事件或“魔幻现实”纳入“天”的层面来试炼造成的硬伤,有补苴罅漏,降低写作水平的嫌疑。秦奇这个凭“摸爬滚打出来的草根官员”躲过了外在交困,作品的思想性则大打折扣。
       文友还说,夏之妍在“魔幻现实”中,从在恶劣条件中静心修炼的慧明师傅处得到些许安慰,研习佛学,声称“我是礼佛之人,慈悲为怀”,在稀薄的理性上认可“忍辱负重”的“妙方”在情理之中;让一个对“收复女人不光要占有她的身体,还要收复她的思想,软化她的硬骨,让她成为你的崇拜者,甚至身体一部分”的男人;让一个标榜自己“我是党和人民政府的官员”,又不能“背负着心灵的折磨和对老婆的忏悔扑在工作上”的狂人有了佛性惮心,“突然明白佛学是一种高智慧的结晶”,他做起来不见得高尚,但提供了另一种道德生活的动机。常识告诉我们,像秦奇这类官员必是党组织里的人,有纯洁的党性原则,有至高无上的核心价值观,他的“突然明白”是丰富了原则和核心价值观,含蓄的讴歌组织的雅量、时代的进步、观念的多元,还是累了、倦了,对信仰和核心价值观发生动摇产生偏见;抑或对照自己的所作所为和原则对立,和核心价值观抵牾,他内心不安,才在“高智慧”里给漂泊的灵魂找到了驿站,等行为符合原则要求了再让灵魂乔迁新居?这样,韩石山先生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批评“文化昆仑”王蒙的系列观点,在今天就没有现实意义。因为魏晓婷发现了在信仰上一脚踩几只船,在利益上绝不放过一个的官员形象,为社会学家忧心的“价值观混乱”,平头百姓质疑政府能力的情绪找到了形象支撑,为政府的制度建设交了个提案,这是公民的责任,更是作家的良知!
       有位剧作家,打算写部穿越剧。在他看来夏之妍这位有过副市长夫人身份背景,颜值高心气足的女人,在现实生活中找对象的几率相当低。不是这个社会缺少优质男,而是夏之妍们不自觉的把她们锁在了一个名存实亡的优等圈子里,好像只有在那种圈子里成就爱才有高贵感,才有成就感。可圈子太窄太小,能匹配的都有了匹配;偶有剩余的能配上这般“要件”的凤毛麟角。高伟再伟,也是那个圈子之外的,只有她智性走神时才算个对眼的,理智稍一回归她就会去“独舞”。而婚姻这东西属性攀上,上面的缺位不一定收容离异人。夏之妍们就是这个社会里光辉的可怜虫,宁肯在圈子里苟延残喘自毁到死,也不会走出圈子让生命纵情绽放。我拽出崔护、接通查密莉雅为超越圈子的恋爱喝彩,没看到“心灵独舞者”背负着沉重的封建等级意识和现代人注重的圈子辎重。这类人物的悲剧性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有时归咎于封建体制暴力或社会结构因素,有时怪罪宗族势力及政治迫害……好像人都是无辜的,是社会制造了个人的不幸。魏晓婷写夏之妍被“魔幻现实”伤害的程度和文学先辈的表达基本“持平”,叫人眼睛一亮的是夏之妍的“独舞”是典型的个人束缚,作者突出的是人,时代成了背景;换言之就是她受到过政治婚姻的伤害,她的“独舞”却有“嫁祸”时代的成分。他要是写穿越剧就要让夏之妍们从崔护、查密莉雅那儿得到震惊和羞赧。
       文友们都是骨灰级文学爱好者,他们说得振振有词,我听起来也觉得头头是道。一部文学作品能得到这样的阅读是读者的兴趣,也是作者的幸运。想想吧,李白的诗,曹雪芹的《红楼梦》,莎士比亚的戏剧,还有当代的《白鹿原》,除个体品质,如果没有一代一代的读者解读,它们就不可能流传至今,变成人类的精神财富。不过,解读离不开原著,我们还是回到《伤城》为妙。
       在秦奇这个弹点上,红脸局长算个人物。对他的笔墨大于钱市长、罗书记。他跟秦奇曾是副市长的竞争对手。他有资历,又有上位副市长的后台,明显优于凭年龄、学历做优势的秦奇。扭转这一局面的不是某个组织部门,哪一个显赫人物,而是“青城经贸学院毕业的大学生,毕业时正赶上国家不分配工作,家里又没背景,安排不到固定工作,只好做了酒店的打工仔”的叶蓉蓉。她出于“民意”,出于报恩,也出于对秦奇个人魅力的倾慕,在人事配置的关键时刻,设下圈套,让贪图酒色的“土豹子”红脸局长跟副市长一职失之交臂,秦奇轻松上位。在这件事上叶蓉蓉起到的作用,像最近媒体形容乌克兰局势:“没有了乌克兰,俄罗斯是个普通国家,而有了乌克兰,俄国很有可能成为一个新帝国。”秦奇变“帝国”,“乌克兰”叶蓉蓉功不可没。红脸局长对此耿耿于怀,暗中调查让他翻把的罪魁,这可视为作者对红脸局长的个性交代。红脸局长因工作上的过失,让秦奇的部下“在资料上找到了几样问题”,他上门求情,“秦奇爽快答应‘资料可以补办’。”红脸局长一听所做工作,还是脸哗啦黑了一下,压住心中怒气,挤出一脸笑说:“给他解释?你是主任,我给你一说就算歉意了……资料我也不补,要通报通报,就是你秦奇和我过不去”可算铺垫,不久,他查到是叶蓉蓉使的坏,后来也侦知到秦奇跟叶蓉蓉的关系。按其性格特征和作者所做铺垫,唯恐天下不乱的红脸局长必定打着正义的旗正气滚滚,威风凛凛特毒特狠地设法搞报复、出恶气。秦奇在两个女人两个家庭的奔波中抽出身来,在官场腾挪躲闪,必定采取手段反报复、保位子。这样写更能表现一失足成千古恨的主题,符合警示教育的现代风格。但是作者没有按她预示的方向写,她“雪藏”了偏狭、骄愤的红脸局长。这,就给文友留下了扼腕的余地。
       真是这样吗?作者在写秦母、夏之妍,甚至那个小精灵凤儿等人物时,已经显示出了她的艺术才能,她写秦奇“弹点”上的人物,绝对不会因为个人的“颈椎病”,“写累了”而放弃完全处于“青春期”人物心灵的开掘上,拒绝功德圆满的最后一击。事实证明果然如此,红脸局长未改狂狷的素性,变的是报复的策略。他和高伟喝酒时表白:“叫装进油瓮的鳖往大里养呢,总有那么一天藏……藏不住,我不说,别人也会看到。我再跟着起哄,搞大……大就行了,哈哈哈……。”一个势衰气沮、体面全无,又阴险、贪鄙的嘴脸跃然纸上。作者给这类不放弃体制和单位,不自觉维护政府形象,不逾越公认的范式或限制,不破坏团体,满足于无所作为的静观和对“实践”的逃避,等外力净化环境为私己开道腾位,收获意外又不损伤自己,收险招变狠招的“狠官”刻了个像。这比充斥荧屏的群魔乱舞、鬼哭狼嚎的“宫廷”阴谋,是不是更耐琢磨?我们不禁要问泰兰大地,一个有报复资格的红脸局长,发现曾经的“政敌”犯的桃色事件大大超过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发生在莱温斯基身上的性丑闻,为什么一定要等靠外力清除,而不弹劾呢?是组织病了,还是他压根就不相信组织?
       综合作品所涉人物及描写,泰兰的地方组织是一个将多人利益捆缚在一起的载体。这个载体如果可以比拟成一条可以行驶的船的话,“船员”之间发生矛盾,甚至激烈的冲突不可避免。像秦奇和红脸局长在暗中竞争副市长时采取的手段、动作,搞得船体颠簸,甚至改变行驶方向,一旦尘埃落定“驾位”有主,对手也会偃旗息鼓。红脸局长不揭发秦奇婚外生子,是他本身问题就很大,他需要有问题的人为他壮胆,如果船的环境清爽了他们把公理、公义流变为私利私欲时会缺少遮掩,偷运时会遭到同样的揭发。假若红脸局长犯浑犯傻,他因秦奇的婚外事不引起任何关注心中有气,自破金身把船体搞翻,他成为海洋动物口中餐腹中食几乎没有悬念,再假若他侥幸逃脱混迹于人类社会,由于被特殊阶层所赋予的优越性固化了思维,萎缩了四肢,所做专业技能只能服务于独家,要重新就业私营企业不会用,普通劳动者行业拒绝接收,这类人要生存他只能在体制的载体里,作者对红脸局长的“雪藏”按一般理论考评是人物策略的变化缺少细节支撑,打上了“超级”“马赛克”。我说既是如此也是正确的。因为现实定律,红脸局长们的对接和谐到这般程度,写出细节的支撑也是多余;用契诃夫给好朋友苏沃林的话就是要充分信赖读者,“小说里欠缺的成分读者会自己加进去”。
       作品的走向暗示我们,在权力笼罩一切的情况下,缺少“限制权力”的意识,也就没有“个体权利”的位置,哪怕红脸局长未遂的报复是私欲而非公义,权利也应该像空气一样流畅!高伟认为红脸局长的做法是卑鄙,他在青城发现了秦奇的婚外情,不也告诫自己不趟这浑水,和夏之妍该怎么就怎么吗?这不也是卑鄙吗?以高伟在泰兰的影响力,他对钱市长“点”一下曾经夺走他爱的情敌,现在又不尽力配合他在泰兰扩张的秦副市长的婚外情,也在范围之内,他为什么不尽点公民义务,为沙化的社会生态环境植星绿,也要像与秦家有点关系的人一样保守一个秘密?这不是放任社会效法吗?这和他对自然的过度“开发”脾性南辕北辙,是无法调和的矛盾体,可比作者的慧眼在现实中找到了匹配的理由。是的,道德基础一旦失效,现实就对这个温文尔雅的儒商没有牵制,高伟虽然没有“何天非我,何地非我”的豪气,托尔斯泰“先制造穷人,再去帮助他们”的额外希望作为一种胸襟,在高伟这个精神嫡系的行为中表现地淋漓尽致。泰兰只有为了几个人的前程,为了一层人的幸福处于浑噩状态,他扩张得没什么好扩张了,在平民用饥渴的眼神“箪食壶桨以迎王师”的时候,他才会君临大地,人五人六,财大气粗地出场作为政府解忧,为生灵“造福”的慈善家。魏晓婷没有肆意贬损,也没有曲意回护,她将冷静的描述与温柔的怜悯融为一体,让高伟从他“矿上出了事,死了三十多个人”的悲剧中觉醒、向善、向上,我们不能不说作者用心良苦,还想从罪恶中榨取出洁白的汁液擦擦那罪恶的灵魂。张洁曾说她是“痛苦的理想主义者”,她“只能写悲剧人物”;魏晓婷称《伤城》是“现实的理想主义艺术化作品”,她的理想无可挑剔,我幻想她要是能打通和张洁之间的界壁相互掺和一下会不会更理想?多年前,面对脸谱式人物形象的泛滥,著名编辑家王笠耘先生呼吁作家“给坏人一点伪装吧”;魏晓婷把高伟的阴骘,红脸局长的阴毒伪装的相当严实,我们还是从作品的气氛中感到卑鄙和卑鄙联起手来窥视卑鄙,卑鄙会更加卑鄙!

                                                                                                                                  六
        我在前文说过,这部小说没有纯然的好人坏人,其实是草率的表达了自己对小说的理解。在《伤城》里知识少,没权利的人似乎容易融通,他们注重道德情操,坚守人之常情,像夏老爷子他宁肯守在空巢,活在老婆生前留下的“气息”中,活在“孩子们留下的笑声和穿着碎花棉袄活蹦乱跳的影子”里,也不肯去女儿家坐享清福;大女儿夏之琳和丈夫罗超双双下岗,生活一时陷入窘境他尽力帮助,小女儿夏之妍一家各方面优于他人他不厚爱。罗超失业不怨天不怨地,凭自己正常的心态和修理技术迎接新挑战。作者写好人有稳定的精神基础,突出人物的正极性和给予性,没赋予人物思想的、行为的政治性,写的是纯粹的人而不是某种符号和工具,表现出时代担当者在自然的、自由地活着的状态,易感性普遍性大,给我们心灵带来温暖和慰藉。而有知识有各种权利的人的性子和行为就相对乖戾。知识和权力在作者笔下成为一把双刃剑,两者会改变人的命运,却制裁不了人的私欲;在秦奇身上表现的尤为突出。
       秦奇不是媒体上曝光的那类贪官硕鼠,也不是没有作为的酒囊饭袋。魏晓婷发现了一个被平庸被需要的庸官。这样的人为官出错的概率不高。即使出了地下老婆的哥哥带人纵火烧了地上老婆姐姐的杂货铺,公安也会替他摆平:放掉主犯,关押从犯。估计婚外情曝光后,专家们给他诊个病,法律也会彰显开放性和灵活性。红脸局长是圈子里的人,高伟是混圈子的,懂得圈子里的潜规则。涂出好看的面妆,收敛起不羁的个性和仇家打成一片,亲如兄弟是基本功。相比,秦奇这个聚良招莠的官员还算有品,“有人看我是个潜力股,就称兄道弟,自愿赞助四五十万陪我去省城活动,我一一回绝了。”
        当夏之妍的姐夏之琳,这个当年他上门求婚羞辱他“凭什么死皮赖脸缠我家妍妍”的“胖母猪”,貌勇实怯的领着一伙失去工作的下岗人员,雄赳赳气昂昂来到政府要说法,看见他“止步一愣,突然掉头往回跑”时,他满足了,但还要“酝酿出一脸笑意”对“罗书记夸张的汇报。”“胖母猪”把他当做丈夫、孩子学习的样板,他头脑清醒,心如磐石,把答应给“胖母猪”的工作转到了外甥女名下。罗书记调离泰兰,钱市长成为书记。他自知自己不是钱山头上的人,没有效犬马之劳的机会,再表现也是个贰臣。好在体制有雅量不嫌弃,不像卡尔•科恩标榜的那些国家,也不像国际新闻里经常报道的那些国家:动不动搞弹劾,动不动搞解散,动不动重组阁,让政治动物另谋职业,沦为找草吃的两脚羊。他的权宜之计是占个冷板凳不逾矩,像古装剧里的臣子“多磕头,少说话”,形成的图景就是草民是小官的服务生,小官是大官的服务生,多数人是少数人的服务生,国家政府沦为一座座气势恢宏的建筑,而建筑也是为里面的人服务的。魏晓婷把颠倒了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团体与个体的关系,道德与制度的关系在《伤城》中不经意地排列了出来。我的笔力太荏弱,我没有出色的头脑诠释这巨大的含义,打工诗人任雪莉发表在几种报刊上真力弥漫、清新俊逸的《母亲病了》的诗句浮上心头:“我想去告诉祖国母亲/却发现母亲病了/她身上长了许多寄生虫/正在等待华佗先生”……
       他爱夏之妍,不是没有尊严的爱。具体到一点上是爱夏之妍的气质。当气质作为他的陪衬在社交场、熟人圈为他添彩壮脸时他接受,当气质进入家庭层面,进入两人空间,这个在人的心理活动中具有动力学意义的内在力量不能像衣服一样被脱掉,不能像化妆品一样清洗干净,刻意的低调平庸,奉不出妖娆妩媚,风流冶艳时,他内心的傲慢和男子汉气概兼领导权威就会吃味。他嫌恶气质、反感气质、憎恨气质,直至俘虏了乖巧、野性、妩媚的叶蓉蓉。在一起生活了,叶蓉蓉做妻子的程度不亚于夏之妍,所欠的是规模,他又觉出缺憾了,作者在描写的时候反诸秦奇的内心,用一种兴趣在不同时间、环境的特征来表达人性的慕俗与向雅。超越了喜新厌旧的一般表达,兴趣就是贪婪的遮羞布,这种质的转换和跳跃被作者“玩”得像诗句一样流畅自然。
      叶蓉蓉生下儿子完成了她的草创阶段,把她当成了秦家的双料功臣,再励戈矛要加入人才荟萃、智力密集的秦家组织。秦老爷子正统思想严重,懂得人丁不能两旺可以“相望”的道理,叶蓉蓉不愿意“相望”。他接受不了叶蓉蓉这个草寇登堂入室、鹊巢鸠占的事实自营生圹,幽冥永隔,也是对社会道德败坏的悲壮回击。秦母相比就显简单,她不知孙子生下后,儿子怎样安排这两个女人。秦奇一分为二,做得公允平和,把高规格的名分赐给夏之妍,把“洗脏衬衣”的工作赏给叶蓉蓉。一大一小,一雅一俗,一明一暗,两个女人两块殖民地,和秦奇组成理论上不成立,实际很管用的三角形。秦奇能驾驭女人,有所顾及,而未能全身心的投入驾驭人的快乐中去,失意大于得意;他知道把“恶性淋巴瘤”栽到自己身上迫使叶蓉蓉走人,却没有铤而走险采取卑鄙下流的手段谋害叶蓉蓉这个累赘,说明他还有点良知。他懊悔过,没有忏悔过;前者有遗憾惋惜的心理,后者有后悔、自责的成分。缺文化的夏之琳知道秦奇制作后,河东狮吼:“一个大台面上的人物犯下错真叫个绝,悄没声的给你们秦家添丁带口传宗接代,给整个泰兰也传宗接代了。看来文化这东西还是好,学的越多越雷人。”谴责了秦奇的行为,没引起大众的蜂屯蚊聚,究其原因各类道貌岸然的流氓多如过河之鲫,致使价值标准混乱,失望太久,人心因此坏疽就没达到快人心伸众忿的效果。“告发”走了半截路,是情绪的有限发泄,缺少正义的底气,只能震荡一下秦老爷子和夏之琳本人;作为父亲,他能告发儿子的婚外情吗?作为夏之妍的姐姐,她夏之琳能张扬妹子的不幸吗?把秦老爷子塑造成大义灭亲的英雄,把夏之琳拔高到捍卫道德完美的勇士,张颐武那类教授喜欢这碗鸡汤,读者不买账,在现实中没有普遍性,泰兰大地就一片和谐。作者用各种社会关系的平衡、制约、反映“民意”先天的不足,批评被权力彻底腐化的大众给文友留下了没伸长臂力的遗憾,谁之过呢?我们还是带着自己的体验去思考,去圆满吧!我想人人都有说话的权利,不一定都有说话的能力,这就要求社会培养,就需要个人努力,是大众的无名氏理直气壮的报出姓名,让约束着的责任得到发挥。
       秦奇最终“平凡”了,奉佛学为圭臬,是欣赏他的罗书记调走了,身世飘零之感鳞萃于心;钱市长当上了书记,他一下子觉得自己有些碍眼。他知道碍眼是百祸之源,能躲便躲,躲不过就虚与委蛇,他害怕这和谐下面难防的暗流,傻子都明白只有带着“原罪”逃离泰兰,靠体制之力去外地谋个闲差过舒心日子才是上策。作者择善而写,执中立意,没有放弃在他身上发现尊严和美好的努力。我们有证据说他是个人本位主义占了上风,让他再一次卧薪尝胆,啃啮手指等待复兴的机会再次毁“城”,也有理由相信他束修守善,“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他真的感悟到他的行为曾拉低过社会道德的门槛,模糊过做人做官的底线,对社会公平正义毫无益处,只会徒增社会负能量,在任何一个社会和文明体中都是不光彩的罪过。他离开泰兰会严于律己,营造个风清气正的良好局面一心想赎前愆,“如跛鳖之登昆仑”地去做社会公序良俗的实践者,去筑一座“新城”,开始新的人生之旅,为官之道。尽管人的一般立场,或许被现实改变,最核心的部分是那样的难以触动。
       作者对钱市长、罗书记的描写,更多的是俯瞰,以我之见就是平头百姓坐在电视机前看荧屏上出现的领导。在现实中,我们不就是这样和我们的领导亲密接触吗?魏晓婷在小说中 “现”了一下原生态,充其量是个“引路的先觉”;我们却要求作家们当与政府对抗的“公民团首领”,迫使她把秦奇婚外生子,暗示公安放掉纵火主犯等犯罪行径押送给“天”;“天”出于种种考虑不罢免秦奇的职不让秦奇坐大牢,她加大火力抨击个人,攻击政府才是“摸天”。这是对文学的另类强暴,跟张颐武的“呼吁”在一个水平线上。连卡尔•科恩这个“民主国家”里的人都知道,“理想的情况是社会成员跟他们选出的官员之间存在着互相相信与互相忠诚的关系”,我们质疑她的“摸天”深度,泰兰民意如此,总不能要求她打破荧屏把秦奇的婚外情及连锁反应全盘端给“天”吧?作家没能力消除现实里的距离,她最大的能耐是当个见证人;现实令我们非常无奈,作者掺和了一些批判的精神;距离使我们思接千载,视通万里。作者很想把他们写成“布衣,食不味重,为天下先”的当代公仆,可他们不配合,她也无力纠驳,也不勉强,只能牵出《史记》中说公孙弘的那段话的另一半“为人意忌,外宽内深”来连接钱市长的希世用事,持禄保身,地方建设,毫无建树。罗书记需要手纸了,秦奇送手纸有做爱卿的自觉;“钱市长叫他说事,他竟磕磕巴巴,惊得钱市长狐疑地直察他的神色”,不过也没什么,这类人不是按照事实改变自己的看法,而且相反,按照看法选择事实。权力是个技术活。秦奇只要守住本分平息执敬,望尘舞拜至少是层保护壳,再发生夏之琳领着人冲击政府一类事儿,一旦事儿闹大被追责,也可以把责任推到他身上,以使人们的愤怒不致射向自己。至于“细心的人都察觉秦奇状态不好,在心里乱猜”,市长书记不乱猜。不是当官当憨了,某些地方变残了,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很得体。严晓溪托夏之妍连通秦奇给因嗜赌在学校混不下去的丈夫想办法,夏之妍给高伟一说,高伟给钱市长一说,钱市长问都没问就满足了高伟,把赌徒放在条件更好的学校去教书。其秘密程度让准备处理赌徒的原校领导只能乱猜:他坚持原则的“小权威”比一个不讲原则的“大权威”给盖住了,但找不出具体的人和身份,一切犹如充斥天地间的雾霾。他今后处理类似的个案能不等待一下,观望一下,还能那么“冒失”的自寻烦恼?魏晓婷从一个小小的侧面反映出变态权威对人的捉弄与羞辱;找到了泰兰人沉默的理由,那就是信不过权威,又不能不接受权威的尴尬事实。秦奇的婚外情他们既是知道,只要秦奇当好他们的服务生,也是不知道。因为,他们把政府当政府,泰兰人没公民文化,藏污纳垢,把政府不当政府,和官员判若云泥形同冰炭,政府能把有损政府形象的丑事抖出来示众吗?秦奇有调和鼎鼐的大本领了,既是个“鳖”也能设法植上变异的神功,把“鳖”变成人,天下无事。若没能力了,“鳖”撑破瓮轻则有组织处分,重则有党纪国法;罗书记、钱市长是有道行的人,不会跟服务生较劲的。空出的位子嘛,宁夏作家季栋梁在著名中篇小说《钢轨》里说:“除了傻瓜、二百五,人人都在想……”。
       在这部作品里,作者的眼睛是清的,才看得见那些人和事的不足,明白什么对社会建设,国民生计有益。她不像某些“愤青”那么焦愤,对人物得势必骄横作夸张的描写,对人物失势必切齿作过分的阐述。她把这类处于零散状态的世情政风收拢一起,构成一幅松散的“联合集体图”,既有浓笔重彩的写实,也有意味深长的写意。均衡适度是完美结构的首要条件。钱市长、罗书记这两个人物形象属于虚实交叉地带的两个点,有点像书画作品里常见的“破笔”、“飞白”这幅图就是我们社会图景中的秩序。作者把“点”写得太实,影响作品意象,写意成分稍大,读者缺少刺激,这就要看作者的创作态度和策略,有意识的隐瞒或打“马赛克”了,她会把读者的视阈引入没有出口的小说迷宫,用圆满的想象置换残缺的现实,让读者看到的是一群人一种状态下的游戏,看不出个体诉求的终极意图,使读者处于一种心理学上讲的“意盲”状态。作者对“天”的心理机制有彰明较著的指向和意味,读者能从容介入,从人物的言行中能探其心路历程,但她不像盛唐的王符、罗隐,把他们时代的愚肉智取赤裸裸的展示出来进行不堪入目的描写。这不是“治病救人”这叫“草菅人命”;也不符合逻辑,经不住轻轻一问,盛唐那么肮脏,他凭什么占据中国历史的一角?我们时代的作家按照历史陈因积淀的种种顽疾和现实问题,用很强的逻辑推演新时代的人物命运,开掘“寇仇”身上的良知,探寻“无用”中的有用,无论是责任意识还是为民情怀符合社会现实和文学创作的规律。同时,政府也有净化社会生态的毅力,提倡 “尖锐而不极端的批评”(俞正声语)。作者像扫二维码一样扫描和谐下面的不和谐,将显性的痞块、隐性的顽疾一一晒出,使我们从偏于一隅,在地图上找不到的泰兰阵痛中看到了祖国母亲涅槃重生的轨迹和亟待解决的问题,这是真正文学作品的神功。作者与时俱进又心存事外,她是我们近身学习的榜样。在浅阅读时代,面对非屠门大嚼,加了大量矿物质和维生素的精神产品,我们要静下心来像扫二维码一样,才能品出作品用功夫茶反哺人民,呼唤社会精神的目的意图和深深的忧患意识,这才是对优秀文学作品的一种致敬!
       还要说的是,鲁迅先生的《孔乙己》是不足三千字的不朽短篇,《伤城》是洋洋四十余万言的长篇。短篇的长处放在长篇结构中是否合适,孙犁先生的创作实践早告诉我们,短篇的长处不一定是长篇的优势。这个观点,追求字字珠玑的柯灵,和政治保持一定距离的汪曾祺,在他们的文章中写过。我读过《沧浪之水》,那是以第一人称创作的长篇小说,《伤城》是第三人称,两者在“隶属”上有差异;我不知魏晓婷写这部作品时有没有对应物。两部作品都喜欢,但我不赞成任意性的硬性嫁接。和文友谈阅读感受争个天玄地黄可以,若依现成的知识话语作为评价一部作品的对象,又在令人眼花缭乱的抽象符号里奔突,却不与作品里的生活世界接通,缺少获取鲜活的精神气息,显得高蹈和空洞,就是不值得推广的空疏不实的学风。亲爱的读者若认为我站在自己的欣赏角度,为《伤城》的“摸天”孜孜不倦的自圆其说,以自济其乏,可参照李洱的长篇小说《石榴树上结樱桃》的结构。那是一部德国总理默克尔喜欢,送给时任总理温家宝的当代中国小说,首届“华语图书传媒大奖”文学类唯一获奖作品。

                                                                                                                             七
        我们要相信官员作家能干好本职工作,也能写出优秀的文学作品。一下子做不到高峰,首先要认可。托尔斯泰认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并不是那些制造灾难的人,而是受苦受难的人。”我不认可这些欠妥的话。因为,就文学创作而言“受苦受难者”即使有写作的天分,也不具备书写“受苦受难”的基本条件;“制造灾难的人”不一定就不是“受苦受难的人”。我们不要用阮籍的白眼看时代。夏之妍能做秦奇的“寇准”,韩石山们的“酷评”,就是作家保持文风坚挺的“寇准”。
       想想吧,在我们凤翔当过官的苏轼,从我们凤翔路过时植过树的林则徐、左宗棠,他们都是现代人说的公务员,他们在他们的时代能干出千古流芳的事情,我们时代的公务员为什么不能书写时代风云?魏晓婷写了一部好作品,干了一件赢人事。伏尔泰说:“谁若不能指出伟大人物的过错,谁也就不能欣赏其长处”。她笔下没有伟大人物,相比都是普通人物。她“指出”的明明是普通人的长处,我们却从其言行的矛盾中看出了其短板;她明明在写一个人的普通愿望,我们却发现那愿望一旦毫无阻挡的实现就会伤及无辜;她明明指着阳光下的人向我们介绍其俊彦,我们却看到那俊彦脸上有颗长错地方的黑痣……对她这种带着魔性的写作,我在品读过程中绞尽脑汁也不能用精辟入里的语言简约精当的归纳出来,只好躲在目下流行的“阐述学”语境里进行笨拙的拆解。
      记得陕西十年十大影响人物总评时,专家评委闾丘露薇说过,陈忠实、贾平凹通过作品将陕西推向了全国。我们能不能期待本土作家用文学作品,将凤翔推向陕西、推向全国?这就需要各行各业的读者打破行业的身份的阻隔,在经典化本土作家创作的作品上齐心戮力、协同作战。我们的前辈们做的很完美。书中记载,“今日武将军”丁玲当年在延安的土窑洞里,就着麻油灯光在麻纸上写下《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胡乔木作为第一位读者把“昔日文小姐”的文风转变第一时间告诉了毛泽东;冯雪峰看了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决定写一篇长文礼赞新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作家取得的不凡成就,高兴地三天三夜写不出一个字。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陈忠实的《白鹿原》甫一问世,我有幸聆听过陕西评论家王愚、李星的一次畅谈,王愚先生烟瘾大,一根接一根地抽,一包香烟抽完了,午饭时间早过了,还在引经据典滔滔不绝的谈书中一个人物命运给他的启发和联想。李星先生当时高兴地手舞足蹈,插不上话就手拍膝盖的不断发感慨:“这事咋叫咱弄成咧!这事咋叫咱弄成咧!”《白鹿原》好像是他的孩子……这些令人仰视的文学大家们对同行相亲不相鄙;木秀于林风不摧之,人胜于我不打上无形的“马赛克”漠视,对其成就像扫二维码一样,我们有什么理由只看有定评的文学作品,而不屑于阅读文学新作?像我吧,阅读当代文学作品,季栋梁的长篇小说《上庄记》被翻译成几种文字在国外发行。在不到五年的时间里,他的中短篇小说先后十多次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这样的刊物频频转载,在国内外引起反响才认真研读,现在看来“盲目”“奴顺”的成分不少,值得好好反省。咱本土作家的作品,拿《伤城》来说,要不是尊敬的鲁旭先生赐赠推荐,我很可能读不到这部优秀新作。细想我提到的三部作品不也是当时的新作吗?有的甚至还没变成铅字。长期浸润于古纸堆里的那些名著,最终更多的墨香氤氲的精神产品会擦肩而过,就会陷入马克思批评过的“死人拖住活人”的停滞状态。
       凤翔文学评论的疲软,和凤翔文学创作的强势极不对称,这是文学创作中的“逆差”状态。我的这篇东西,不是真正的评论,它是我通过解构,拆除了我理解《伤城》的障碍后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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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12-11 15:19:01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薛九来 于 2017-12-13 15:57 编辑

       张克瑶,1963年生,凤翔人。先后在《中国作家报》、《当代陕西》、《芳草》、《新陕西》、《朔方》、《宝鸡日报》、《河北文学》等全国二十几家报刊发表各类文学作品300篇(首)。其中小小说《老E和小E》被《中国文学》转载,散文《路的碑》获《秦岭文学》征文优秀奖,入围《文友》杂志首届路遥青年文学奖,诗歌《想起老娘》获《星星》诗刊新人奖。近年写了几篇文论。《凤翔报》、《宝鸡日报》、宝鸡电视台,《三秦都市报》等媒体对其创作情况做过报道。

       张克瑶虽是农民出身,但一生好学,才高八斗,近年来以写文学评论见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兼《人民文学》主编李敬泽等曾给予较高评价。出席过多次全国作协举办的文学作品鉴赏会、笔会。他的文学评论文体被定为中国近年来新兴的“阐述学”。经作者同意,现转载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李敬泽、宁夏日报总编辑季栋梁等转来的评论文章,供广大文朋诗友学习、探讨、借鉴。

       阐述学是近年新兴的一种文体;和小说、散文是“远亲”,和文学批评是隔个篱笆的“近邻”。国外已流行,国内学者正在探索。其特点是作者选择一个人物事件,或热议话题,动用累积的各类知识和体验进行多维度论述。“形散神不散”,为的是更好的烘托主体,表达思想,很像当代电媒中的“脱口秀”节目。
       张克瑶的这部阐述学《向阳花木早逢春》,以程氏父子父女的文脉传承为基点,用较正式的辞章形式和较强的理论色彩阐述观念转变的过程,折射中国当代文体裂变的轨迹,文字清明刚烈,举例生动活泼,论据充分多元,结构宏大气派。没有扎实的理论功底,丰厚的人生历练,写不出这类文章。
       有些人写这类文章,站在云端目测本土写手与群星的距离。本文作者独辟蹊径,立足本土探索偏于一隅的写手与群星的共性,我恍然大悟,共性是缩短距离的要素,距离是制造差别的傲慢。给我力荐这部阐述学的朋友介绍,张克瑶是陕西凤翔县的一个普通农民,我有些难以置信。农民作家,农民诗人全国不少,农民评论家很少听到、见到。翻阅了这部稿子的几种草稿后,我非常感动。这个评论家,做了“沙发学者”、“百度学者”做不了的事情,由此可见,凤翔文化的深厚。
     (我用农民说事,并非职业歧视,仅仅出于叙述便利。请谅)              
                                                                                                                                                                     北京.李敬泽(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爱情需要滋养,友情更需要滋养,物质补充最具活力,但太社会了,不少人都能做到,其价值则大打折扣。文化交流有时不值一毛钱,却有一种被人认可、悦纳的温暖,有获悉价值的那种豁然和满足。这样的知音寥寥,可遇不可求,也就弥足珍贵。我和克瑶的关系从昨天延续今天、明天,直至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去另一个世界续缘,凭的是精神相通,心灵共振。我 “振”地轻松,在体制的专列中,他“振”地沉重,永远在荒原跋涉。
       在《向阳花木早逢春》中,他对程家父子父女的点赞,像对我的评论一样,将文本隐性的、宽泛的寓意具象化,理论化后融入显性语境的河床,常常有超越范畴又在情理之中的神来妙笔,而且手法多样,新意叠出,毫无丝飘络垂之态。弄得我这样的“大家”应接不暇——我写的东西,原来还有那样的哲理,有那样的神韵,有那样的高度,有那样的局限……这一切爹娘给不了,妻儿给不了,亲友给不了,领导给不了。能给我的是立在案头这帧照片中,那个身穿中山服,脚蹬解放胶鞋,独具慧眼破解迷障的外省农民张克瑶,他对文学有宗教般虔诚的迷恋。
       那时代我们还年轻,因为共同的追求走到一起。笔会期间去郊区爬山,山脚下有大片桃林,桃花开的正烈。同伙中不乏如今如日中天的作家、诗人,还有几位是几个省市作协的掌门人。他们围着当时的著名作家,大刊主编卖乖,克瑶很自闭,踽踽前去,我和上海一位文友跟了过去,才诞生了这张照片。后来大家聚在一起合影,会议的组织者清点人数,缺的还是张克瑶。事后问原因,他说让一个农民夹在帅男俊女之中煞风景。男的不好找媳妇,女的不好找女婿。我说我们大多结婚了,他说那更不能掺进去。我们都很尴尬地活在文学的圈子里,拿上合影回家,别人看到一个扎眼的农民,文学会掉价,拿照片的人会失重。他不做让大家惊悚的事情。
       这就是我亲爱的兄弟张克瑶,他常常让我灵感暴动,常常让我眼含热泪。
                                                                                                                                                      宁夏•季栋梁

       作家如云,进入评论家视野的凤毛麟角,张克瑶用大块文章为本地作家立论,全国罕见。
       当今不少评论要么类似产品说明书,要么对作品凌空一吻,像张克瑶这样和所论文本浑然一体,对他所涉及的事物,哪怕是一笔可带的过程都要理出来龙去脉,说个子丑寅卯,并从中发现新意,提出建设性洞见的文章少之又少。
      正能量好说不好写,原因是要在优中选优,好比在相近的色彩中找差别。作者缺少力证的材料,在度的把握上稍有偏失会陷入传统的老辙,克瑶对程敏新赋文考证扎实,得出当代价值的判断就有了充分的合理性;对程敏编书的过程、目的用对比技法多式样、全方位开掘,既增加了理论类文章的可读性,又为一个人的爱好和初心,追求与公益等大众词汇补充了独特的个性肌理。这样,正能量就不是简单的标签式张贴,而是从骨子里迸发的品位。对阿门引文的诠释,动用大吨位材料引证,展示十八般武艺,从中理出的结论无懈可击;将有名的文化家族和正在发展中的文化家族放在一个平台上剖析,得出的异同点让我忘文兴叹,望尘莫及。不是恭维,这是大本领。
                                                                                                                                                     山东• 胡庆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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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2-22 12:02:45 | 显示全部楼层
文论豪气干云,如神骏之驹奔驰出闸!作者腹笥丰赡,古今中外,信手拈来,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超赞
我有时羡慕采菊东篱下的陶渊明,有时嫉妒手提密码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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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12-30 16:05:33 | 显示全部楼层
      掩卷叹服!为张老师犀利的目光、独特的见解、不凡的文笔点赞。一篇评论写了三万二千多字,足见《伤城》的影响力,对读者兼评论家造成的心灵的震撼!文中引经据典,解读十分深刻,是篇独到、有创新的评论。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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