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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克瑶:语文天地的奠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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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19 09:40:5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薛九来 于 2018-1-19 09:44 编辑

                                                         张克瑶:语文天地的奠基石

         探究学问,著书立说不是物质充裕后的附庸风雅,而是古今中外文人雅士心向往之的不懈追求。这其中有声势浩大、赐名赐利的国家行为,也不乏默默无闻、穷困潦倒,在智能层面实现均衡的个人追求。凤翔县中学语文高级教师周志贤老师,居于上述两者之间。他在语文教学和语文研究两方面有并驾齐驱并行不悖的能力和爱好;写作和工作、主业和副业这两个方面长期互动互补相得益彰造成的“势能”,从而形成驰而不息的“动能”,就诞生了令人可观可叹的成绩。我认为,极端的窘迫与耀眼的光环,是不会在正常的工作生活中发力的。有人说,写作是社会责任感之使然,可划分出一个精神特权阶层,使社会责任能得到充分演绎;也有人说所谓著书立说,不过是茶余饭后的游戏,是一种自我按摩。但对周老师来说,写作是一种高级本能,是本职工作的一种深化和扩大,也是对业余爱好的价值的提升和展现。
       古人构建他们的精神大厦,趋利避害的明智之举是与社会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埋头于古文字堆中,专门从事古典文化的校勘、注释与训诂。“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皆为稻粱谋”。这就容易使思想学术处于窒息状态,使文化人丧失了独立思考的意义与创造进取的精神,导致一些人嚼些别人的老生常谈以附风雅。“五四”前后的那拨“新古人”,像胡适、鲁迅、朱自清、夏丏尊等文尊,他们从西方人文思想体系中吸收养料,在文化专制主义的恐怖情形下敢怨天怨孔,打开纲常名教与忠君奉上的牢笼,创立国学教育新范本,发出“救救孩子”的呐喊。周老师生在旧中国,长在红旗下,没赶上天翻地覆的“风陵口”,也就没有创立新范本的机会。在他接受正规教育的年代,身处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极左势力在口头上称知识分子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深层秉性始终认为文化和文化人是有原罪的。在一段时间里,把文化人和学文化的人当成异己力量加以防范、限制,甚至摧残。他们的言行早早板结了文化人的创新念头,折损了文化人尽责的羽翅。周老师大学毕业当上中学语文教师后,社会上极左阴魂还未散去,极左思潮用具有民族特色的变态方式,通过“集体性”来损害个体的认知能力。周老师这拨知识分子只能按上面规定的教学大纲去执教,给如饥似渴的学生灌输滤过的文化知识。教科书的编者,在课本中的“注释”与“训诂”等以及教学参考资料,和解放思想的呐喊的基本精神有一定距离。他们没有也不能有古人和“新古人”的自由与奔放,他们是被当作驯服的教育工具而存在的,这是时代的局限性,也是不可避免的。
      粉碎“四人帮”后,社会形势开始好转。从周老师有关文章中可以看出,他在荒芜了十年的教育园地上,为尽快提高教学质量,忙于给学生开纠正错别字的处方,急于为学生学习语法编歌诀,乐于对异体字应该淘汰举理由,兴致勃勃地为比喻、照应、过渡、迁移能力、思维能力等等一大堆语文术语寻找鲜活的例证。他采取多种措施,千方百计让语文这块多年死寂的园地活起来。如果始终滞留在这个层面上,周老师只能是一位称职的语文教师。因为普及知识,清洁教学环境,为学生尽责是分内工作,每个爱岗敬业的人民教师皆可做到。但周老师并未止步,他是语文领域的“开拓者”和“探索者”,有强烈的超越意识,不但要超越自己,还要超越一些国内专家。。他与语文就结下了不解之缘,语文也找到了真正的“知音”。当代著名经济学家萧灼基1980年曾撰文《教育也是生产部门》,周志贤在这个生产部门生产了哪些“产品”呢?从他发表的不少文章中可看出,他尊重权威但不迷信。他曾从钱钟书、周瘦鹃、高士其等名人文章中,找出了一些无可辩驳的毛病来。对人教社编辑的课本注释和教学参考书,也提出许多真知灼见。他给他设目标,订计划,对时间进行严格的数字化管理。但他不能制造动静,他必须用隐身于群体的方式来突围,来追求个性,温和而不消极,明辨是非而不可急于求成。他以校园为阵地,以课本为载体,做出了顽强不息的探索,为维护汉语的健康、纯洁、规范和尊严,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在语法学,词汇学,修辞学,文体学及教学法等方面均有所突破。如对选择复句的定义作了质疑,此文刊载于上海的《语文学习》。关于惯用语的论文,填补了我国中学语文教学的空白。对高中语文课本中文言文中的一些传统注解,做出了合乎逻辑的新解释,如对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的“秋高”、“屋漏”、“恶卧”等作了独树一帜的解释,其文刊载于《陕西教育》。又如他对古代小说中的“须、将、且、相、得、自、却”等多义词,作了条分缕析的详尽梳理和归纳,做出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贡献。这些研究成果曾刊载于《语文学习》、《中语教参》、《语文报》等杂志。他把天赋与激情全部倾注给中学语文教学。在循规蹈矩的教学大纲中,增添了个人智能的大胆创新。这不但滋养了一茬又一茬的学生,他还将精力投入微观分析研究中去,经过千漉万滤变成理性阐述。这些学术成果大多刊发在突出前沿性、学术性的《语文学习》、《中国语文天地》、《语文教研》、《语文教学与研究》、《中学语文教学参考资料》等三十几种国内顶级刊物上,创建了独特的理论体系和可操作的系列方法,为语言学阵地建设增了色添了彩,也“按摩”了教育阵地以外的社会层面,给语文的“工具性”赋予了新的内容,这就不是游戏类人能想到的功绩和价值。著名中文系教授学者马家骏曾撰文称赞他在“语言研究方面,有词汇、语法、修辞诸类均有独到的见解,在学术研究领域具有很高价值。”
        我们知道,语言学家是维护语言秩序的纠察队员,遵守语言的基本规则是他们的底线。周老师又是怎样实践的呢?我们拿一篇他上个世纪70年代初期写的不足千字的《斗蚊》来看看。
       “我们都是些初出茅庐的大学生”,这是文章的开头,很简练,和合乎语法规则。如果改成“我们都是刚毕业的大学生”,也简练,也合语法。两者相比,就有了生动与平直之分。“(华阴农场的蚊子)不像西安的那么‘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而是‘一针见血’,‘锋芒毕露’”。上例中,运用拟人手法的词语增添了文章的幽默感,也活跃了文气,同时拓展了作品的范围,充实了作品的内涵,洋溢着时代气息。由此可见,语言学中有硬性的纲领,也有弹性的张力。在“硬性”中作文,文章虽工整,但难免拘谨;在“弹性”中作文,文章虽活泼,但难免越轨。在循规蹈矩与惹是生非之间应有个“度”。几年前,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很多评论家一边倒地为莫言唱赞歌,而李建军等人反其道而行之,从莫言作品中摘出大量不符合语法规则的文字而加以纠正,惹得莫言恼羞成怒,斯文扫地,大骂李建军有酸葡萄心理。中文系大教授张中行写下文章,发表时,编辑改了几个标错的标点符号,他骂人家“男盗女娼”。从这类充斥着野蛮的撒野中可以看出莫、张二人在“度“的方面有些犯糊涂。这两个例子告诉我们在“度”面前,既不能“不及”也不能“过”。周老师那篇短文给我们两点启示:一、“度”不是抽象的,“度”是可操作的具象,“度”的张力并不是遥远的地平线。一切取决于是合理还是不合理;二、用语准确是基本前提,但词语不可随便乱用。为了增加文章的语言魅力,生动应成为文章中的“家常便饭”。这样说,不是提倡大家堆砌成语,我想说的是要尽量因地制宜地多用大众常用的活性语言。在这方面,周老师独具慧眼,遣词造句合乎规范,但又不失活泼生动。也就是说遵守语法,但又不囿于语法。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著名作家柳青于文革前创作的长篇小说《创业史》重版。精彩片段“梁生宝买稻种”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周老师对学生是怎样讲授这一课的,很多人不可能知道。从收入他文集的文章中,对《创业史》中的方言、土语的例释,及关于如何运用方言,观察和描写事物的技法等多篇学术文章里。我们不难看出他的敬畏经典的意识是很浓厚的,对经典作品是很尊崇的。现在出版的《柳青研究专集》,几乎收入了所有论述《创业史》的重要论文,评论界老一辈如胡采、严家炎等,中青年一代如李建军、刘瑜等,他们都站在不同历史时期社会心理的制高点上,不是热情讴歌革命作家创作的史诗般作品,就是指出作家的造神意识与盛世情结造成的局限性。没一个评论大腕,像周老师一样远离喧嚣,力戒浮躁,独辟蹊径推开意识形态的屏障,持守着一种人文情怀,从文本中挖掘具有普世价值的珍珠,让我们鉴赏,让我们思考,如周老师关于柳青对陕西方言、土语的科学改良,准确运用,这不但亮化了他的作品,还积极影响了一代代作家。他从柳青的小说中挖掘出关中口语中的词类活用现象,并寻找出语言演变中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在这一点上,周老师他很像“五四”学人,将政治和艺术两者能分开看。关于鲁迅先生的思想与文学作品的评价,近年多次争论,竟然多次掀起批判、攻击与否定的风浪。周老师在此方面也写过一些有一定深度的文章。如:《学习鲁迅作品的一个抓手》《鲁迅作品中时间状语二例》《鲁迅小说中成语的活用及创造》等,这虽击不退滚滚寒流,但他用众多生动的细节和铁的事实说话,让我们从字里行间看到了一个学识渊博的大脑和坚挺不屈的身姿,也使我们认识到,对经典是不可亵渎的。对孙犁作品中水生媳妇和妞儿两个人物形象的解读,也是值得可圈可点的。文章虽短,但一点都不偷工减料。叙述胜于描写,文风朴素得像黄土地一样,毫无雕琢痕迹。这就可以反映出周老师的文章风格和语言追求:短而不贫,高而不亢;小格局,大胸襟,彰显了精炼、质朴、流畅和简洁的美德。
       在《谈谈中学语文课本中的联绵词》一文中,周老师从70余篇文章中找到了例证。这些取材有小说,有散文、有诗歌、有短评;有中国的,有外国的;有古代的,有现代的。他写这篇学术论文的初衷,根据标题判断,他首先是给学生一个“提示”:什么叫联绵词,它的作用在哪里,然后才是学术性。今天重读这篇文章,作者最初的意图被文章本身的厚度有所屏蔽,折射出的多棱镜象照亮了读者——特别是写作者的心灵,有醍醐灌顶的作用。当年,这70多篇文章做为范文进入课本,接受无数学生、老师拜读,曾经风光无限。今天,其中的不少文章已不知去向,而留下的作品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依然提升着教材的含金量,滋养着新学子,这是为什么?是作家的差异性,还是社会节奏变得太快,那些作品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如果是后者,如《孔雀东南飞》、《我的叔叔于勒》等所描写的年代离我们已相当遥远,用年计算是庞大的数字,它们凭什么在这日新月异的时代屹立不倒,尽享尊荣?如果是前者, 我们就得有自知之明。为文像其它行业一样有差异性,这得看是有意为之,还是心无余力。从周老师文中所列出的那些现已被淘汰的课文的标题看,当年选入的一些文章是极左的意识形态的复制品。当一种观念的时代已经过去,没有什么力量能拯救它的。“著书皆为稻梁谋”的后果,是它们变成了殉葬品。看历史,观现世,写殉葬品一类文章并不轻松,甚至比写经典还要费事。这个“事”与文章本身关系不大,是写文章前的顾忌太多。虽然时光已过去了三四十年,但周老师这篇文章依然熠熠生辉。它的恒性价值对写作者也是一个“提示”:做什么事,不可急于求成,不可搀杂私心杂念,都要“清心寡欲”。
        《1978年前后报刊常用古词语例释》这篇文章,从原典到例句再到解释,排列整齐,看似漫不经心,实是匠心独运。写好这类文章,没有大量的阅读办不到,没有相当古文功底办不到,没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办不到,没有天然的家国情怀办不到。这篇文章虽为学术文章,但我们从侧面依然可以感受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历史转折关头的重要意义。现在像周老师这样认真读书读报的人不多。在废品收购点,我们常常见到成捆没有过手的崭新报刊被贱卖。又如《在两位老人金婚纪念宴会上的发言稿》《子女代表吊唁稿》等典型地承接了本土礼俗文脉。在现实生活中,年轻一代也许不可能和周老师产生“本土认同感”,但在文化领域里却会产生跨界的相通感应。
       周老师不仅在语言研究和文学研究两方面写了不少论文,也在文学创作方面有不凡的业绩。譬如,有4万多字的长篇散文《家乡变化面面观》,可以说是“高智能”叙事,“强情节”投入,“全方面”扫描,透析社会人情内涵丰富,质朴典雅的书卷气中不乏生动活泼和趣味性。这是他退休后对峙寂寞,冷静思考,“关照人民生活、命运、情感,表达人民意愿,锐意进取”(习近平语)的写真。这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力作。同时,此文也突破了文体家的一些自我禁锢——一般文体家被专业知识所拘囿,多为短小精悍的作品,写长文章害怕越雷池一步,触犯语法定律留下遗憾。只有胸有成竹,对事业孜孜追求,有崇高使命感和担当情怀的极少数语言学家,才敢于“冒险”去书写这类文章。
        洋洋洒洒十二本书,周老师为他选择了一个富有而优雅的终点。异彩纷呈的十二本书,是淡泊名利,为人低调,朴实正直,不事张扬的周老师奉送给社会的优质的精神文化产品。《语文天地》《语言点滴》《语文园地》《语文杂谈》这四本书与语言学和中学语文教学有关。这几本书为今天的语文教育工作者提供了宝贵的文化资源和航行坐标,也为轻视语言规则以“玩”为目的的著书立说者,正儿八经地在要害穴位上“按摩”了一把。


作者简介
张克瑶,1963年生,彪角镇东南家凹村人,系中国城市文化研究会会员。先后在《中国作家报》《当代陕西》《芳草》《新陕西》《国风论坛》《朔方》《河北文学》《宝鸡日报》等全国二十几家报刊,发表各类文学作品300篇(首)。其中小小说《老E和小E》被《中国文学》转载,散文《路的碑》获《秦岭文学》征文优秀奖,入围《文友》杂志首届路遥青年文学奖,诗歌《想起老娘》获《星星》诗刊新人奖。近年写了几篇文论。《凤翔报》《宝鸡日报》宝鸡电视台。《三秦都市报》等媒体对其创作情况先后做过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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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20 17:24:32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冬烘先生 于 2018-5-13 19:37 编辑

行文大气,俱专业水平!周先生部分文论曾经阅过,感觉克瑶评论有理有据,切中肯綮。
我有时羡慕采菊东篱下的陶渊明,有时嫉妒手提密码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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